从书中可以看出，她所观察到的教师向她展示的招生观念并非那种成文的、理想化的；他们坦率地谈到了那些不太可能公开分享的事情。

例如，那些排名不在顶端的项目说，他们不想给那些他们确信会去一个更高排名项目的学生发offer。他们不希望自己院系成为相当于申本时所说的“保底校”。于是很多这样的院系拒绝了特别优异的申请人，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已经去了别的地方。许多教授对自己的项目似乎不太自信，就算它们位居前列。

在各个院系和学科中，波塞尔特发现了其对于等级分类的强烈关注：优先GRE分数（程度超出了大部分院系愿意承认/考试设计者提倡的范围），以及可能被视为歧视的一些情况。关于后者，她提到了一个规律：对于那些来自东亚地区以外的学生，教师们评估起来实际上会采取肯定性行动【译者注：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指防止对肤色、种族、宗教、性别、国族出身等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歧视的一种手段，将这些群体给予优待来消除歧视，从而达到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对于来自中国和东亚其他地方的学生有一套GRE标准，对其他所有人又有另一套、更低的GRE标准。她还提到了一个例子，其中的申请人被仔仔细细审核，然后由于她上了一个有宗教背景的本科的部分原因，她最终被淘汰。（稍后将详细谈论这两个问题。）

这本书刻画了一群对各自学科和学术尽心尽力的教师。但是波塞尔特还写道，这似乎使这些招生委员会的许多教授都讨厌风险，限制被录取者的多样性。这一点可以追溯到谁能成为招生委员会的成员。（这本书基于对许多委员会成员的访谈，而不仅仅是观察。）

波塞尔特写道，系主任们对于在委员会任职的“偏政治性的任务”有着认知。虽然他们将任命审慎作为目标（并复聘那些他们觉得在往年贡献卓著的人），但其他因素也会起作用。 波塞尔特写道，委员会的任命是为了“淡化内部冲突，保护特定项目的利益，或者制衡那些有着偏激观念或偏执性格的教师”。

白人男性“主宰”着招生委员会；波塞尔特还写道，在她所研究的10个院系中，只有2个的系主任将多样性纳入任命成员的标准。

重视GRE成绩

没有哪几个院系会公开说他们有GRE最低要求。 但这本书却谈到了对分数的特别关注。 在一次采访中，波塞尔特表示，除了写明了的政策以外她还关注了“实际”的政策，这些揭露出每个院系都有一个GRE底线。波塞尔特说这特别让人惊讶，因为所有院系都吹嘘自己的“整体化评估”，会按照一系列标准而不是单一模式评估每一位申请人。此外她还指出，研发GRE的教育考试服务部从未建议各院系应该按照他们的惯常做法限定GRE成绩。

许多委员会成员说，只是待评估的申请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简单的标准来比较并排除一些申请人。本科专业的名声很重要。那GPA呢？没那么重要。波塞尔特引述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大多数人都觉得GPA影响不大，因为基本上所有候选人，所有最后的候选人，GPA都很高，它就没什么意义了。”

一位教授告诉波塞尔特：“我感觉我的一些教师同事，资质较深的，只看GRE。他们有一个门槛，比如‘如果没超过700分，材料我看都不会看。’而这一般会刷掉三分之二的申请人。“

波塞尔特还问了委员会成员，为什么甚至宁愿牺牲一些被录取者的多样性，也要如此专注于GRE成绩，以及申请人是否就读于精英本科院校。答复中很多提到研究生招生与“赌博”何其相似，以及录取能够成功的学生是多么重要。由于招生人数本来就少，教师们的研究和其他工作任务也都依靠研究生的协助，任何折损都被视作一场灾难，委员会成员希望规避风险。

委员会成员似乎也从过去失败的研究生中总结经验，希望将来能够避免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说看到那样的申请人他们真的“怕了”。

招生委员会成员通常认定申请人攻读PhD是为了和他们一样的职业——研究型大学的教职。 所以他们寻找能凸显研究潜力的标志。他们也是毫不掩饰的精英主义者。

“这是一所精英大学，学校里很多人都是精英主义者，”一位教授笑道。“因此，他们根据申请人的出处，对其研究质量及其能力做出了很多推断。”

对基督教本科出身的学生有偏见？

波塞尔特观察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成员在意见相左时，会进行打趣和“友好辩论”。 他们没有互相攻击，也没有尖锐地批评同事。她描述了她观察的一个讨论（讨论里委员会成员们依然使用了这个方式），该讨论引发了她对公平公正问题的思索。

该申请人申的是某语言学PhD项目，她来自一个小型宗教学院，一些委员会成员没听过这个学校，而另一些人则质疑该校的价值观念。

“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一名委员会成员如此描述该学院，而另一名说则笑着说，该学院“背靠科氏兄弟”。

然后委员会讨论了申请人的GRE成绩和背景细节——GRE成绩优异，在家接受教育，讨论耗时比一些其他申请人要多。委员会的主席说：“我想就那间学校盘问她。”他还回应委员会成员们的笑声道：“你们不觉得她是个疯子吗？”

其他委员会成员为她辩护，但没有质疑怀疑论者作出的预设。有人指出，该学院在人文学科方面享有良好声誉。另一位还表示，她的个人陈述指出了她独立于她学校的智识，以及优秀的批判性思维。

在讨论结束时，委员会让该申请人通过了本轮筛选，但却在下一轮淘汰了她。

谈及多样性

当波塞尔特探究多样性时，她发现很多教授都认为他们有义务使研究生学生的构成多样化，从而最终使各自领域的教师队伍多样化。某些领域讨论过录取更多的女性，而不仅仅是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群体。例如，波塞尔特发现哲学系就是这样的例子，该领域最近一直在与“哲学界敌视女性”的观念（很多人说是现实）斗争。

然而，对于在其他方面条件都相等、进入到最终选拔的申请人，许多教师还是更习惯于向族裔稍微倾斜。

一位教授说：“我尽量不过多地关注。我尽量不顾性别和种族地接收那些我认为最好的学生。”只有在两名学生“智识水平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优先少数群体，”教授说道。

其他人则从“机会”的角度谈论了多样性。他们说他们也想接收少数群体的申请人，但他们时时提到他们担心入学率下降，因为他们觉得最优秀的少数群体申请人最终只会选择那一两个项目。波塞尔特说她听到了诸如此类的言论：“我们能招收到谁？这是一场赌博，”以及“我们抢不过普林斯顿和加州理工。”

一位经济学家是这样说的：“性别问题我们把握得很好——我们接收了顶尖的女性以及顶尖的男性。而黑人呢，我们接收的黑人变少了。是真的。但我们确实努力过，过去我们曾努力吸引他们。但随后他们从哥大耶鲁斯坦福伯克利等等学校收到了同样有吸引力的offer。 因此，受到大量关注的通常都是一个小群体。”

好成绩与国际学生

许多研究生院系，尤其科学领域，依赖着国际学生。波塞尔特观察到的院系似乎对那些非亚洲国际学生的人采取了某种肯定性行动，因为教授们降低了亚洲学生（通常极高的）GRE分数的权重，以避免（他们所认为地）过多录取亚洲学生。这与许多教授在对待各族裔的美国申请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那边他们贯彻着唯一（且高）的（GRE）标准。

在谈到国际学生时，一位科学家告诉波塞尔特：“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看都不用看，不在比较范围内。没有区分度，所以基本上可以扔到一边，大家分数都在90％以上。而我们国内的学生哪里的都有，所以实际上会有一些层次差异......因此对于他们，GRE更能视作一种度量手段。”

一位哲学学者说，“肯定会有那种刻板印象中的……”然后他顿了一下，似乎抓住了自己一个把柄，接着说道，“中国学生会考出恐怖的高分。”

教授们表示，他们对国际生考试成绩的看法并不算歧视，而是基于在那些比美国更重视考试的国家，学生们的备考情况。

许多教授也担心中国申请人会通过舞弊来使考试成绩注水。波塞尔特写道，一位教授在采访中压低眼镜问她：“你听说过舞弊事件对吧？”

波塞尔特写道，对于英语能力的考试，舞弊的担忧 “普遍存在”。招生委员会的教师成员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提到过去那些分挺高、英语应该挺不错的申请人，结果到了美国发现英语特别差，他们被这些人搞得十分心累。有几个院系不面试所有的申请人，但会要求面国际生。

对于许多美国教授而言，中国申请人似乎特别具有挑战性，他们说中国学生“看着都很像”而且很难区分，而这正是招生过程中要做的事。一位人文学教授告诉波塞尔特，“六名来自中国的学生，都有着相同的姓氏，你要怎么比较他们呢？”（波塞尔特指出，的确，在中国，最常见的100个姓氏覆盖了87%的人口，而中国的申请人大多数就在其中；而美国最常见的100个姓氏只占了美国人口的17％。）

虽然各院系正在为更好地理解中国申请人而努力，当然也接收着许多中国学生，但波塞尔特也写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即没有把中国学生看作一个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平均形象的轮廓。”

这些观察说明了什么？

波塞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想研究研究生的招生，是因为它被理解得太少，而它又是那么重要。虽然招生负责人们不断说着整体性招生的价值观，但波塞尔特说，很少有人近距离检视它的含义。她说，在教师们对他们的学科和他们知识传统的热诚中，她看到了很多值得赞赏的东西。她认为整体性的评估有潜力帮助研究生项目（和高等教育的其他部分）鉴别和招收更多的少数群体人才。

但她也有担忧。“如果不谨慎执行，那个措施可能会导致复制现状而不是寻求多样性，”她说道。

如果高等教育要将重点放在整体性招生以维持肯定性行动，波塞尔特说道，招生委员会需要开诚布公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并考虑这些价值观是否应该改变。

即使是对于她提出的“研究生院系是否在促进多样性的问题上作出了足够努力”这一问题，波塞尔特说，她的观察结果表明，在种族和（在某些项目中）性别方面确实做出了可观的努力。如果最高法院将限制或禁止在招生决策中考虑种族（就像今年可能发生的那样），波塞尔特预测，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群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教师队伍）将会有更高比例的白人。

无论最高法院做什么决定，波塞尔特说，如果研究生院系重新考虑他们使用GRE的方式，他们将得以招收更多样化的学生。她说，她的研究没有说要放弃GRE，但是她所观察到的院系正“错用着GRE”，“不考虑申请人综合情况地”看待分数。

各院系唯一考虑分数综合情况的场合——来自国际学生的申请，给了她一些希望——只要他们愿意，各院系还是能够更多地考虑所有申请人的综合情况的。

与此同时，她敦促各院系反思各自的做法，试图改进并更加开诚布公。虽然书中调查的院系仍然是保密的，但拜波塞尔特的著作所赐，精英院系们采用的一般性程序现在似乎更具公开性了。